丹 妤→著
by Dan Yu
谁在说?——从《大腕》看次属阶层(少数民族)的失语
Whose Voice Was Heard?
“文化”似乎形成一种时髦,后现代“氛围”笼罩下的当世,谈论文化成为时尚和身份的标志。“文化人”这一泛职业化称号在当下比任何字眼更能熨贴人们的心理预期。
阿尔及尼亚的希努亚·阿契贝面对普遍性与西方性的混同,曾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些普遍论者是否曾经尝试过类似的游戏,把一部美国小说,比如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或者厄普代克(Updike)小说中的人物和地点,换上非洲的人名和地名,看看结果会怎样?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永远不会怀疑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实际上,西方作者的作品总是自动拥有普遍性。只有他者,才须经过艰苦的努力,为自己的作品赢得这顶桂冠。”阿契贝所批评的西方批评家的种族偏见,很不幸被东方作者自我指认了。西方的特定历史文化在他们眼里已经被竖立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知识标准。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赛义德《东方主义》中的一段话:“没有人会想象出‘西方学'(Occidentalism)这样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领域。这就一下子显露出人们对东方学的态度的特殊性,甚至是怪异性。”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现代东方又积极参预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东方主义在东方学人那里得到了日复一日的巩固。他所举的例子是当代阿拉伯文化受到欧美模式的主导,已经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东方,本地学者推动了西方思潮的侵入,“它注定要充当的是一种'现代化'的角色,这意味着它会为那些大部分从美国接受而来的有关现代化、进步和文化的观念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且赋予它们以权威。这一倾向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表面上看,这一倾向似乎在我国没有得到多少彰扬,因为例如《刮痧》导演郑晓龙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相信,每一种文化的存在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缤纷绚丽,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有理解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回避矛盾,放弃自己,互相对立都不是文明的出路。尊重、吸纳、兼容并蓄才是任何一种文化生命力旺盛、可能继续发展的表现,才是希望所在。”事实是,我们并没有丝毫缓慢于“普遍化”进程,我们今天所做的,只是对过去迷误的一个警醒和反拨。影片《大腕》就是这种刻意反拨尝试中的一次。
《大腕》,大陆著名贺岁片导演冯小刚以喜剧元素的无限膨胀扩张衍生成功的喜庆贺岁片之一,最近热映。这部片子稍稍不同于冯小刚以往的作品。在刻意把故事讲述得曲折动听上他与他的创作班子显然作出了努力,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努力不算成功,并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岁这种影片样式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入末路。
影片以中国古老的虎头铜环大红门开机,也以同样的一个大红门的特写封镜,似乎想突出显示这样一个意图:我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可惜,我们只能从影片中得出这样的说法:这个努力很失败。
开场就是一个很有含混意味或者说糊弄观众的镜头:宫女大叫着生子。类似的故意制造的含混在片中屡屡呈现。好莱坞式的温情脉脉在这部片子中也得以表述:泰勒停机,突然晕死,露茜无家可归,在尤优住处哭泣,尤优试图安慰露茜,其实是掩饰自己内心对露茜的强烈渴望和关心抚慰的愿望,语无伦次但还是要不停絮叨,用口头上的行动来掩饰身体上行动的隐性欲望,而口头行动本身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替代身体上行动的目的。但当露茜提出要尤优过去抱抱她时尤优迟疑了,在这里冯小刚“中国”了一把,没有像好莱坞大片那样来段烈火燃情,而是中国式的含蓄,吊吊观众的胃口,选择了角色不作为。
露茜走后尤优抱着露茜坐过的凳子进行身体行为的强行实施,力量与温柔并重,在这里,身体行为滞后了,形成一个没有受事物的行为。凳子及碗是作为露茜的替代品而存在的。后者尤其成为影片大肆煽情的道具,其最后猝然破裂无疑是对崇高的解构。
这一点——解构崇高——在片中多处体现。长相离美差得太远的宫女,大打哈欠、大口喝“可笑可乐”的小皇帝,自暴拍摄机关:往演员身上洒水,做成大汗淋漓的效果……英达扮演的小柱(路易王)对与露茜会面“国际场合”执于一端,戏仿国家接见外宾的礼仪,坚持说本国语言,以及很有戏謔效果的台词“我们一定要打大仗,打硬仗,打没有把握但还一定要打赢的恶仗。”让我们不觉会心微笑。而疯人院一场更是对崇高的无情奚落。抱着发财梦的各色人等齐聚疯人院——尤优和小柱位居其中,疯子中不乏观众熟悉的名角,他们怀着同一个梦想,要把泰勒的葬礼办成国际级,这群疯子思路无比清晰地阐述各自的发财梦,话锋犀利;煞有介事、中规中矩地举行签字仪式,比正常人还正常。真疯了的小柱说出“泰勒的葬礼终于在纳斯达克上市了,以后咱们花的就是美国股民的钱了。”这样明白的话。而在尤优说“为我们的葬礼干杯”时,小柱还敏锐地指出“是泰勒的葬礼”。装疯的尤优则拿医生开涮,在医院对他进行病情测试时,大讲笑话,让医生着了他的道儿,不知不觉中医生和病人的角色对转了,崇高就这样轻松消解。
轻喜剧效果的致得最基本的要求是低智、浅白,而达到这一效果的最直接最简便的途径便是对“经典”的成功模仿和篡改。好不容易发现了这点噱头,于是赶紧做大,搜狗网、“下辈子做女人挺好”美乳霜、报丧鸟饮品、666香烟、《永不闭眼》歌曲、标驴牌运动鞋、乐哈哈矿泉水……对“经典”肆意戏仿,对崇高无情消解。而对哀乐快两倍速度的演奏竟成为欢快无比的曲调,达到戏謔的效果。
以《晃晃悠悠》等小说赢得名声的石康(本片编剧之一)当然明白后现代的路数,除了对其进行镜头语言的书写之外,更不惜耗费篇幅直接让角色站出来说教。
片中泰勒认为中国有两种色调:红与黄。红色代表鲜血,黄色代表金钱。鲜血和金钱是东方人的观点,谁能够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呢?只有皇帝敢这么做。贝尔托卢奇在拍摄皇帝时,从一个平凡人的角度来看待皇帝,从他登上皇位那一刻起,就注定其一生是个悲剧。泰勒说某种程度上这样做是正确的,但问题的关键在贝尔托卢奇这样做的关键是因为他知道如此可以博得西方人的认同,讨得西方人的欢心。
——泰勒:问题是打破现代的偏见和预想太困难了。
——露茜:我是中国人,我觉得贝尔托卢奇的拍摄是神奇的。
——泰勒:你不是中国人,你只是拥有一张中国脸(Chinese face),而在欧洲长大。
而被问到是否觉得皇帝的一生是个悲剧时,被泰勒成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代表的尤优说:“皇帝的一生是悲剧吗?才不是,有一堆漂亮女人,还不用自己花钱,我只有一个女人,还跟我离婚了,我的一生才是悲剧。”而大获泰勒好感。
——冯小刚等这么做似乎是针砭了西方中心,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恰恰融化进西方中心话语。
而在某场尤优向小柱绍介“国际名导”泰勒时两人出现发人深省的沟通障碍:
——小柱:“哪个泰勒?”
——尤优:“哪个?……就……就那个泰勒呀!”
“大师”在这里成了不可言说的东西。
也许真的如此,当冯小刚(其实同时混和了同作为编剧的李晓明、石康的视点)把自己自以为很曼妙的想法生发为镜头语言——得以言说——时,不可言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文化的差异性与这种差异和隔膜消弭的艰巨性在片中有所表现。在安排泰勒葬礼“泰勒新生”一场,关于白种人泰勒转世为何人种在本土中国人(黄种人)与西方观念灌注下成长起来的露茜(姑且称作“白种人”)之间引起莫大分歧:“白种人”认为,白种人转世之后只能是白种人,“怎么会变出来的孩子是黄种人呢?”而小柱为代表的黄种人认为泰勒非转世为黄种人不足以促进中美两国友谊。
——在这里露茜有一句精辟的台词:“他是什么人,变出来就应该还是什么人”。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文化的根深蒂固不是语言所能改变的,秩序的单向流动从来就不会倒转。一方面,历史的建构从来都是由叙说构成的,总是语言而不是其他元素在表述历史。有意无意,语言——由占据秩序上层的阶层掌握而施诸下层——试图模糊化这一秩序、涂改自己建构历史这一事实,在对秩序下层的蒙蔽和劝慰中模糊秩序差异并使得这种差异成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存在。
而这一切在尤优这个没有念过几天书(受文化浸染侵蚀不深)的被泰勒看好的小百姓这里得以无情嘲弄——而其语气、态度比谁都严肃——和解构,“哪里需要就变成哪里人”,经过他一番辩白,三人一致达成让泰勒变成黑人的决定——不是深黑也不是浅黑而是红里透黑。一个严肃命题在这里成了符码的组合拼接游戏。
泰勒咽气要围绕葬礼行期打转:台子没搭起来,泰勒最好缓几天咽气;而一切就绪后,“泰勒必须得死”。而当事人泰勒也极愿意配合,换医院躲开尤优等人视线。当露茜不忍看到游戏再玩下去了,告诉尤优泰勒早醒了,“你被我们玩了”。
泰勒有一个精辟的论述:“我一直等待上帝的启示。可是现在上帝离我而去了。”“只有上帝和希区柯克知道结局。”他称许尤优设计的葬礼是天才之举,“不是对人的模仿,是对上帝的模仿”。他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死了,葬礼确实是个游戏,尤优挽救了他的生命并且给了他拍摄电影的灵感和素材——葬礼成为灵感制造机器,成为电影元素本身,更确切地说,成为西方对东方的又一次有效的戏耍和编排。
一般说来,任何叙事语境中都有刻意擢升与刻意蒙昧化的两面。后者在《大腕》中狭义化为出生于欧洲的华人后裔露茜。比如讨论葬礼开场,小柱举出张艺谋的《图兰朵》,影片安排露茜很执著地问:“那开场岂不要两个小时吗?”而当尤优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更好,因为是“泰勒故乡的音乐”而且“听上去更中国”,露茜再次天真地问:“难道普契尼知道泰勒会在中国举行他的葬礼吗?”影片安排尤优严肃地说“这是天意”而小柱忍俊不禁。
这种对中国观众心理的刻意迎合并没有让观众买帐,相反,却过多地暴露了身上摆脱不了的刻意“维护”中国血脉的“乡气”。面临话语权争夺,次属阶层总是身处失语的尴尬。
我的视界所及,失语不外三类范式:无话可说;有话说不出;说了白说。
真是不幸,我们只有这样的选择。
强势对弱势形成的落差让言说变为默片。自以为是的唠唠叨叨,演说者说完了,看戏的人半天才缓过劲来:“谁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