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  妤→著
by Dan Yu
虚幻玫瑰上的真实之刺——农民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观照
The Visional Rose with Veritable Thorns
　　现代图腾的梦魇：深刻的心理真实
　　深层的民族心理的内驱动及现代社会利益原则的外作用的综合与涤荡产生价值转向的合目的性与合理性。
　　以血缘背景论，我的祖上世代为农，如果追本溯源，丹姓的源头乃尧子丹朱，史载，尧子名朱者居丹水，其后以其氏为姓，丹朱傲慢荒淫，没有得到传位。与显贵攀亲、推演自己的"高贵"出身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奋点是：尧这一为后世津津乐道、极力标举的圣明古帝，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据《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射十日（之九）、杀猰貐、断修蛇、擒封豨，"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可见尧的奉为天子是以其保民食、除民害的作为为保证的。而其英雄作为莫不是一介农夫素朴的愿望以及这一愿望的得以实现。尧的农民身份确证无疑，只不过他是一位人格放大了的农民，或者说汇集了农民的品质，累加了农民的才具，寄寓了农民的良好愿望。既然皮肤底下涌流的是尧的血液，无论我的现代程度多高，种族记忆、集体无意识在我体内集聚的遗传密码至少不曾丢失，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解密、密能解到哪步田地。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一切中国神都是农业神：炎帝（神农氏）植九穗禾、鞭百草，黄帝（轩辕氏）造车、钻燧取火，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夸父逐日，赵公元帅守财，灶神掌祸福，门神驱邪，钟馗打鬼，嫘祖佑蚕……中国百姓供奉的神祗建立的大功勋、起到的效用无疑都与兴旺农业、守护家园、起居用度相关契，即皆为司农业的神明。作为一族智慧、勇气、才能以及功利/超功利期待、超自然力幻想英雄化、理想化、缺点虚无化、优点扩大化的集合体，神祗无疑洞照了该族深刻的心理真实。
　　农民文化可以说自农耕文明孕生之日起就已同步产生并随着农业文明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得以丰富，与时势互动中得以激荡，添加进新的元素，原有内涵得以淘洗。农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哪些部分得以积淀，哪些部分应该扬弃？农民文化如何补益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如何推动、补充甚至冲击农民文化？农民文化是否具有非农民阶层的代表性？基于如是思考，我展开了课题，做出了认真负责的研究和回答，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在现有的开挖点上作深入的开掘。
　　考究农民文化，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何谓农民何谓文化。
　　何谓农民？先此存疑——以我的论辩策略，对这一概念作内涵外延上的全称概定，自然不定义而自定义了。何况表面看来，农民嘛，城里人会说，不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浑身脏兮兮的那类人嘛。懂得生活的还会例举出家里的阿姨，洗油烟机涮马桶的钟点工，乱摆摊乱设点的进城务工者，因为暂住证问题被城里的警察追掉魂的三无人员，眼神土气、学历低下却从自己手里抢走饭碗的土包子……如果不是考虑到红色的盖棺定论"农民是最可信赖的阶级弟兄"，城里人一定蹙眉嘶叫一声"狼来了！"
　　文化问题则相对"简单"一些——以"文化人"自居的城里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护自己知之不深的短，赶紧点击"金山词霸"，翻出其中收罗的《高级汉语大词典》，考据出"文化"的三种表征：其一，考古学上指同一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其二，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其三，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一发现对我们探讨中的问题不无补益：第一种解释弃置不用，后两种涵盖却暴露出问题的一些征象，虽然还只是掀开被角，露出的只是真相的一截藕臂或一只香港脚。
　　其实，言及农民文化，我们多数时候简单地目之为农民的文化水平，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往往是自小熟知的各类履历表中的一个方框："文化程度"。
　　无独有偶，同一份履历表中必然存在的另一个历史性也是特色性词汇是：出身。这里不想揭示与评说唯成分论的毒素遗存，只是意图曝光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我们"现代化"的前驱进程，"出身"由"贫农"或"革命家庭"而"干部"或"知识分子"而"国家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祖先没有改变父母并没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脑颅里成长中的现代意识。意识现代化的离心作用使得我们自觉直至养成不自觉地断裂与农民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根系上的以及意识上的。
　　可惜，根系上的存在固然抹杀不去，因为谁也无法涂改历史，便是意识上的涂抹又谈何容易？愈是唯恐避之不及，愈是魔鬼附身——农民意识根植于我们现代图腾的梦魇中。
　　其实，"出身"的选择和人为变化唯一的投射点就是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利益的驱使使得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里人们都自觉避开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生怕沾染到一点异彩，而黯自悔恨自己找错了爹娘投错了胎，恨不能红个底儿透，"选择"自己的赤贫出身就很好理解了。变革之风劲吹，知识分子成了香饽饽，于是祖上爹娘出身的苦大仇深全知识分子化、干部化了。而源于南来的经济号角的标举，知识分子高级化、干部国家化又是行之必然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趋向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用一己之私就能全盘涵盖得了的。这里有着深层的民族心理的内驱动及现代社会利益原则的外作用，两者的综合与涤荡才产生价值转向的合目的性、合理性，表面的背离规律与反规律其实正是其合乎规律之所在。肯定固不可取，否定又陷违背规律之讥。直面农民文化，常常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命题而不得不生发无奈之叹。
　　魔术师的套子
　　不扭转主客视角，设身处地而非遥遥观照，不摆正秉持的文化观，农民"文化"的发弘没有出路。
　　前一节抛砖引玉，引出行文需要的"文化"的两个界定：分别可以"文明"及"文化程度"替换。这样的粗略置换是基本成立的。
　　那么，被角里露出的藕臂和香港脚具体指征何在呢？
　　——考乎"农民文化"，要么是首先自己就不知文化无论农民文化，上来就露了怯，他们说，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知识面窄，好事者甚至编了则顺口溜，题名《卧春》："卧梅又闻花，握枝悔中蒂。遥闻握逝水，涡湿沓春绿。"实则借谐音挤兑农民，要农民自认"我蠢"；要么是论"家"将农民纳入阶级斗争表意领域，政治、经济、娱乐，所谓农民文化，在他们眼中实在化为影视、录像、卡拉OK、秧歌、民间曲艺诸"业余"生活，生儿育女、婚丧嫁娶诸红白喜事——无异于特色性的精神文明的同义语；要么是"城里人"鼻腔里挤出哼哼声，农民文化？农民还有文化？老婆孩子热炕头吧！要么是所有声音出奇一致，将农民文化挤入一个魔术师的套子，意思是富裕了的农民难免有"文化"上的追求，然而魔术师再厉害，套子里掏出的鸽子、元宝都是先前搁置进去的，农民再"文化"，身为农民的那根尾巴总是藏不牢的，不在此时，就在彼时，总会露出来招摇至少是放风。
　　无论哪种视角，无疑都对"农民"怀有太多成见，这样的观照底下，农民是一个个乡气十足的、充满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需要改造最好是换血的、可恶又可怜的个体的松散型集合体。截一叶代整株、只见一叶不见森林的观照姿态下，别说真相本身，就是半截藕臂半只香港脚也不会见到。
　　持文化程度论者不在少数，这些嘴巴往往多受了两天教育，唾沫星子也就似乎飞了高了些，难道，多喝了两天墨水就具备了得分高的、"高等"的文化？除非这派论者在文化与教育程度之间划上等号。
　　须知，知识不等同智慧，更不等同文化。我想指出的是，太多研究者著文立说，宏论大义，几乎值得倒伏，惜乎欠缺在前提站不住脚，不戳一指就倒：以"知识"偷换"文化"。
　　其中有一些弱视和短视研究将科技武装农民当作农民文化的全部内容，而著名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兴教育授新知的立足点固然正确，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它同时也把知识的积累当作文化养成的全部内涵。
　　无论怎样苦心孤诣武装农民到牙齿，不扭转主客视角，设身处地而非遥遥观照，不摆正秉持的文化观，弃伪文化的知识论而深入农民文化的内核，农民"文化"的发弘没有出路。
　　我的文化观
　　不光将光彩照人面示人，还要将必然带来的阴暗面纳入文化包围圈；不将人类的文化活动拘碍于创造，而是指向所有活动方式……
　　如果能够正视前述文化第二定义"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这一指称，就已进入了农民文化观照之门。
　　然而，我还嫌这一界定不够通透。
　　我的"文化"定义是：特定族群的（人类的/民族的/群体的）文化是这一族群历史的以及阶段性的活动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直接及间接、当下及长远、显在及潜在的后果——包括创造以及继承、建设以及损毁、成果以及败果、经验以及教训、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总和。
　　这一很可能还不周延的界定无疑具有更大的涵盖能力，操作性也得以增强。——直接胜出前述定义的一点显然就是不光将文化的光彩照人面示人，也将必然带来的阴暗面曝光，不仅如此，还要将其纳入文化的包围圈；不将人类的文化活动拘碍于创造，而是指向所有活动方式……
　　通过这一疏浚，观照视野豁然了。显而易见，正如茶文化、酒文化、美食文化、服饰文化、博弈文化、金石文化、山水文化应该列入文人雅士闲适文化视线之内，黄土文明、种族/血缘崇拜、生殖崇拜、死亡崇拜、婚丧文化、神/巫文化、美德、根性都该收入农民文化囊中。
　　两种表情一张脸：从田园牧歌到一报还一报
　　自由的达到以牺牲规范的约束为代价，规范的守约以自由的打破为前件：不是农民不驯顺，若要责怪只能怪不曾存在一门两全其美的哲学。
　　农民文化的第一成员无疑是其无序性。
　　几千年的小农经济传统已经成为习得性养成，固化于农民内部而终至于根深蒂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锄头犁铧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产生活环境在不在少数的农村中还是生存现实。某些农村境况有所改变，水牛黄牛换作铁牛，不再固守一亩三分地，而操练起多种经营，原产之外多了精加工，生产合作化、专门化、集约化，娱乐方式多了些，日出也不需外出劳作，月上柳梢头夜生活也才开始，然而毕竟不足代表整个农村现状。不消说农民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农业痼疾，中央大伤脑筋，冀望群策群力，精英层、智囊团想到这个对策那个门道，就是想不出应对之策、解决之道；不容忽视的是许多农民家庭无力供养子女读书，而不得不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孩子的上学权，勒脖子的经济还没勒得人窒息就让少数孩子上学，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就集体辍学；一面是"千万元不算富，百万元才起步"所谓富得"流油"的富人村在沿海地区冒出头角，一面却有老少边穷地区家庭年收入不足千元；吃喝风之盛一顿可以餐斗金，政府宣布已经基本解决全民温饱，"基本"之下昭示的是温饱线之下人群存在的事实。
　　富足起来的农民又如何呢？或者说小农经济意识为商品经济意识置换之后又如何？小富即安是富人的一种选择，饕餮又是富人的一种选择。两类"富了之后"怎样居停退守、进而敛财的攻防策略不在我的兴趣之内，我关心的是物质的较大以及极大丰富使得这些脱掉穷怕了的胞衣换得富的新生的农民身上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愈按经济规律办事，人情味愈低，物质决定论致取物的丰富的同时，损害的是农民的淳朴性。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田园牧歌式图景为一报还一报、等量等价交换取代。物质的过分标举造成精神物质化。精神物质化一极为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自觉投诚，我的理解，前述交换原则乃其精义和主旨；一极是传统道德的形而下的演绎，形成穷时没钱怎么花、富了有钱怎么花的尴尬谜面。只不过前者反问，谜底不揭自穿；后者疑问，金风熏得富人醉，这醉里既含有比攀显贵的酒精，也不无一夜发迹乐不可支也惶不可支的乙醚，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有论者将不以我的"人情味"说为然，"'人情'文化是现代人格、现代伦理的敌人，如今它已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极大的伦理障碍"，以及"'人情膨胀'与'人性萎缩'，是当代中国人格危机的集中体现"。 两论并不相悖，只是膨胀人情论着眼点在"人情"的负面——表面上"爱人"、实质上"吃人"——的揭露，而我对人情中温情脉脉的一面还有所留恋，不认为应该随金风铜臭的劲吹而一并刮往太平洋。事实上完全可以礼义廉耻、温柔敦厚撄恶性竞争、利益驱动的锋芒。我极有可能遭受冥顽不化、不三不四之讥，然而，我认为这种"阻碍历史发展巨轮"的努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不想引历史上"左"风潮对从国家到个人肌体和秘史的侵害为自己辩护，何况利益原则、竞争机制的发扬与约化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互为支撑而互为依存。
　　农民的无序性受到诟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农民群体以及个体思想情感、意识形态、处事原则、行为用度的失范性。小农意识及传统的儒道互补在农民价值体系里的激荡决定农民一方面意图恪守礼仪之邦子民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却又不甘礼法之约而要旁枝逸出，自由涣漫。这样的个体与族群卷入经济规律主导的现代化大潮中必然表现得不那么守规矩。中华民族"甚至矣乎"的中庸之道 、无为逍遥的老庄之学仿若"弱者"哲学，数千年浸淫其中的农民泡尽西方明码识价、立竿见影、收效显著的"强者"哲学的染缸中欣喜有之、如鱼得水有之、过敏有之、水土不服有之，官本位略加削弱如今又糅合进钱本位，农民奴性的一面就呈现无疑；农民自身的令不行禁不止的"主观能动性"如今遭遇西方人性解放个性自由洪水，体内的懒虫——惰性——自然掀起风浪。于是，个性丧失与个性泛滥辕、辙背驰的表情同步共时地呈现在农民的脸上。——自由的达到以牺牲规范的约束为代价，规范的守约以自由的打破为前件：不是农民不驯顺，若要责怪只能怪不曾存在一门两全其美的哲学。
　　中华民族的脊梁
　　政治民主、效益公平对农民来说，文本阐述和心理期待上的意义总是大于现实本身，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不觉悟使得政治诉求降格予农民阵营中的政治典型和经济典型充当群体代言人。
　　说到农民，自然地联系到一句俚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这一特别品质不是一句"艰苦奋斗"能够概括得了的，毫不夸张地说，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扛起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历史。
　　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尤其是下层农民，历朝历代受到的剥削和压榨总是最惨烈的，一次次的揭竿而起，却总以被镇压的命运告终。农民中政治与经济上的暴发户一经崛起，不是被权势收买，就是主动与权势勾结，形成鱼肉百姓的新的力量，加入到寄生于民脂民膏的大合唱之中。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只能畏缩到风雨飘摇的人世苦旅之中，在苛捐杂税与抽筋剥皮中苟且偷生，在险恶的生存困境中走命运的钢丝，背着家小，流着流不完的血泪，舔着旧伤疤上的新伤口。
　　当中国农民第一次作为国家的主人与所有处在压迫深处的阶级弟兄"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站起来。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地位的口号提出与不得实现，农民作为工人阶级最可靠的政治同盟军政治地位的标举和实现上的空头支票、经济利益按劳分配原则与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的困窘常常并行不悖，政治民主、效益公平对农民来说，文本阐述和心理期待上的意义总是大于现实本身，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不觉悟使得政治诉求降格予农民阵营中的政治典型和经济典型充当群体代言人。经济上地权的获取还是无法改变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的落后现状，其他行业富人多征税，到了农业这里成了多征穷人的税（不问收成只论面积、按人口征税），在造成生产力不均等的伤痕上又撒上分配方式不平等的盐。不仅如此，农民俨然处于福利待遇、医疗保险、子女升学的"第三世界"。尽管存在诸多不如意，尽管挤出的是奶，农民依然埋头吃着草，不痛快的压力在拉家常、骂骂咧咧中寻求缓解，作为一个族群，农民仍然是工人阶级政治上极为可靠的同盟军、社会安定民情稳定的减压阀。不管重压多大，都能弯下脊梁骨抗击打耐负荷，不求仙问道而是自己舔自己的伤口，等待负荷减轻或是伤口自然愈合。这点颇类于生物界的"再生"现象：肌体、机体的一部分在损坏、脱落或截除后重新得以生长，健全或接近健全。或者可以说这是农民的"不觉悟"，然而，我的眼睛里，这份刚强和韧性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这个意义上，印证了前面提到的"特别能战斗"，尤其是"特别能吃苦"。再生当然不是死而复生，现实不是神话，现实也不是乌托邦。我所指称的农民的"自组织性"理由也在乎此——既是对农民柔韧性、厚重感、深广度的描述和揭示，更在提出一点高旷恳切的冀望。
　　"早熟的儿童"：可能性的率性舞蹈
　　璞玉而美玉可能性的阙如反而留存了生命的全部本真态，而以生命力全部真实性展露农民群体及个体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这也是哲学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现实世界的真实所在。
　　中国农民的朴质有目共睹。如果说无序性、自组织性是农民本质的根性，朴质就是在此培养基上生长出的必然的果实。眼神的一尘不染或少着尘埃，心地的不设城府或少有城府，实在可以套用马克思譬喻四大文明古国时的用语而喻之为"早熟的儿童"。
　　儿童言者，率性天真，"胆大妄为"，不善变通，因此时时显露出不谙世事的一面，颟顸不化，疏于文饰。早熟言者，农民天性中还有稍通世故、妥协圆滑的一面，"忍一忍天高地阔，让一让海阔天空"的忍让哲学常常悬于高堂，在佐证农民明了忍让退避、曲折迂回的处世原则的同时，也实在戳中其知之不深、用之不爽的硬伤——正如书山墨海是用来登攀涵泳的，那种拿知识来装点门面的主儿，无论案头堆了多少甲骨，仿了多少兵马俑，垒了多少线装书，然而甲骨文金文不识半个，繁体竖排左开书看了头疼，怎么也掩盖不住藏在袖子里的短：做给人看，进而做给自己看，连自己也对自己的"品味"确信不疑。后者的不深不爽是咎由自取，乃建立在对前因后果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前者因为装大做秀的本事还稚嫩，因此学个四不象。
　　这种群体（也包含个体）意义上存在状态的无序性、反应刺激的自组织性、群体及个体基质的朴质共同营造其一个原生状态，"观者"可以对其爱之切也恨之切，亲身浸淫者却是浑然不知或接近无知无察的——而这一浸淫亲为的漩涡将对看客们产生强大吸附：不由自主、不自觉终至于自觉地融入亲历者行列。
　　农民是一块璞玉，农民成事之处在于其是块璞玉，在于这块璞玉的纯度，在于这块璞玉的不事雕琢；农民败事之处同样在于其仿佛璞玉，在于这块璞玉的阴翳，在于这块璞玉的失于雕琢。——农民意识与农民文化得到推重在此，受到诟病也正在乎此。
　　或者说：何不去瑕疵而存精粹，而致完美无缺、丽质无瑕之美玉？然而，物的"纯粹"化既难乎其难，何况物质现实复杂得多更添了灵性：心理现实毕竟不能简单地作纯化的梦想。唐末朝中之士中风貌优异复有才华的人称作玉笋，得与其相列者称玉笋班，然而玉笋之班言者，究竟只有一班人，如果硬性追逐全民玉笋的大好局面，结果只会恐怖视听：个性丧失，棱角磨平，千人一面，异口同声。《礼记》所称"君子比德如玉"，此"君子"如玉之德恐怕也不是瑕疵务去、尽去而空余昭昭华彩、灼灼美德。
　　璞玉而美玉可能性的阙如反而留存了生命的全部本真态，而以生命力全部真实性展露农民群体及个体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这也是哲学的真实、心理的真实、现实世界的真实所在。《说文》解"玉"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虽然"礼仪制度阙如也"（《后汉书·孝和皇帝纪》），然而我们不妨取"五德"的现代阐释，而称农民这块璞玉美之所在正在乎全部真实性的恣意袒露、所有"原动力"的自然生长、一切可能性的率性呈现。
　　不可能的救赎
　　因为自视甚高而对农民的"不成器"怀有恨铁不成钢之痛，惜乎秉持的镜子只照自己的美色，照他人（"农民"）只现丑态，或者说，这面"照妖镜"照人为妖，照自己是仙人。
　　规约的作用是把运行引入正轨，应该说，适度的规约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一面却是规约本身的"失范"——规约欲望的肆意膨胀而干预了生命的本真进程，灵馨儿是养不出的，过度规约只会培育出经不起微风细雨、抵抗力低下、个性泯灭的人造人。
　　对璞玉起规约作用的，往往是上一节提到的"玉笋班"，古有道德文人，今有以精英自居、太有变革多动症的知识分子，因为自视甚高而对农民的"不成器"怀有恨铁不成钢之痛，惜乎两者都秉持一面镜子，只不过这面镜子只照自己的美色，照他人（"农民"）只现丑态，或者说，这面"照妖镜"照人为妖，照自己是仙人。
　　抛弃自诩为"玉笋班"者不谈，客观地说，还是存在"美且善"当然更真的成色稍好的璞玉的。在极言揠苗助长企图极度危险性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存在擢升璞玉成色而致玉色瑗姿的可能和必要。那些不以自己为"玉笋"而自然发出五色光华的璞玉才是我们期待的玉笋。
　　在璞玉与玉笋之间存在信号接收的障碍：由于成色有别，后者传达给前者的信号在频率上存在差异，而且前者信息带宽小于后者，频率不谐、带宽相差的综合作用下，在璞玉与玉笋之间天然地存在一道信息鸿沟。也是基于频率、带宽的差异，鸿沟的缩小甚至弥和理论上随着频率的调和、前者带宽的拓展而成为可能。实践上却呈现区别于理论理想模型的两种态势：信息或说文化中物质的与意识的两类信息的传递模式和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可以自然地由势能高处流往低处，后者却是提升低势能、抑削高势能，而形成势能中和的意外——鸿沟弥和的可能性有所折扣；而现实中歧视深种的伪玉笋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形象，却使得鸿沟进一步加深扩大。
　　心理"进城"的尴尬
　　"进城"、"类进城"之梦者忽略了：笼罩自己的，是跳不出的宿命以及无法叛逃的家园——地理上的物质生存家园，心理上的精神生存家园。
　　理论的美好和现实的残酷是双生子，尴尬的是，农民受到的歧视不光来自族群之外，也来自农民群体/个体自身——一个鲜明的事实是，"进城"仿佛成为时尚："盲流"流入"国际大都市"、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这是"进城"；史上的下南洋，如今的出国热、职业首选外商投资、三资企业，这是"放洋"；以为高鼻子强过黄皮肤，所谓更具"性魅力"，汉女纷纷选择外国丈夫，沪女独独钟情于远嫁日本，这是"外嫁"……形形色色的工具、技术崇拜背后掩盖的另一个事实是："进城"、"类进城"之梦中道夭折或是功败垂成之时，做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叶落归根"。这就形成一个非老死不恋家园、非山穷水尽不踏归途、非人穷不返本的怪圈。
　　我想揭示的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地域时尚的心理层面——农民纷纷仿效的其实是心理"进城"！农民急欲摆脱的是自己的农民身份——现实的及心理的——而达成身份的城市化！
　　其实，做梦者忽略了：笼罩自己的，是跳不出的宿命以及无法叛逃的家园——地理上的物质生存家园，心理上的精神生存家园。
　　地理"进城"方始，就急欲把农民身份像仆仆风尘一样脱掉，恨不得换血换肤。可惜，人类还没有高明到掌握换脑术的地步：即便实现生物换脑，却换不了意识，换不了骨子里汰洗不掉的农民气——
　　农民阶层与智识阶层：差异的人为夸大
　　分化与悖论的症结就在主体（农民）的客体化，农民被当作观照对象，成为动作的到达者而非发出者。农民回复其主体性之日，就是差异弥和之时。
　　我不得不指出：农民意识乃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农民文化乃中国人的真实底蕴。
　　所谓农民与非农民，只具备职业分划的意义，而心理趋同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心理上的分划存在的话，那就是，非农民不以自己为农民，殊不知自己实在也是农民；农民以为只有自己是农民，岂知自己以为不是农民的族群同样是农民。
　　农民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根性根深蒂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代，所谓"家天下"——天下原来不过是放大了的家，所以封建农民的代表——封建文人——就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最大的美梦；经济斗争扩大论里的农民意识无疑是一个字：权。人们相与倾轧暴露了家长权力脱手的深刻恐慌；泛经济论里的农民意识：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物的崇拜登峰造极。人文关怀的复苏冀望于经济的极大膨胀，物的极大丰富以及——欲壑的填满。然而，这不过是痴人说梦。
　　我所标举的玉笋可以叫做智识阶层，其精英性、先锋性、超前性、前瞻性，不过是其农民性的同义反复；不可忽视的是，农民阶层的先锋性往往让智识阶层咋舌。正是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的分化意识层面的加宽加厚导致现实的分化与悖论。其实，二者的渗透、转化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在本体上的差异远远小于族群歧视即"以为"的差异：差异被人为夸大与放大了。而其症结就在主体（农民）的客体化，农民被当作观照对象，成为动作的到达者而非发出者。农民回复其主体性之日，就是差异弥和之时。
　　必要与可能：农民文化水到渠成的发弘
　　全球含义的现代性乃"有为"，不失为一种选择，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无为"也是一种选择，并以此独特性贡献于现代社会。
　　农民文化是该尘封进历史还是激浊扬清？农民文化可否纳入现代化进程？
　　前所长篇累牍论及农民意识与农民文化是国人的根性和心理、现实底蕴，这就决定抛弃农民文化的"辎重"赶赴现代化征程的可笑性：抛弃"辎重"的本质及根本出路在于抛弃主体——全体国人。这就确证了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必要性。
　　农民文化现代化的可能性在于——
　　历史提供了农民文化现代化的范本和经验：王朝更替虽然早成为历史的背影，但其遗留给我们的启示无疑是深刻的，那就是农民固然为统治者的出生提供产床，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并在统治阶级新生即刻起就作为人肉炮弹来巩固后者的高压统治。无法抹杀的是农民永远是中国封建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也是统治寄生阶级的最大宿主。农民阶层中的精英——科举制度下的胜出者为一主效忠的同时其实构成封建王朝的权力网络，统治广大黎民的同时也维持着社会的运转。地主文人政治上的开明客观上减轻了黎民疾苦，引领小农经济的良性发展，农民也部分地获得喘息的机会和怡情悦性的可能；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胜迹无不依赖于成功"唤醒"并有效发动广大农民。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每一次激进的政治实验无不以直接挫伤农民筋骨或者"城墙失火，殃及池鱼"的裙带作用伤心动肺。简言之，成在于对农民文化的适宜导引，败在于对农民文化的错误规约以至残暴扼杀。
　　
　　孝惠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参子窟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肤与？"乃谓窟日："女归，试私从容问乃父日：'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女也。"窟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至朝时，帝让参曰："与窟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联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上引《汉书》卷三十九《曹参传》中两段记述。后者乃"萧规曹随"的本事，前者道明曹参治世的理论本源——黄老之学实则老庄之学。
　　世生百相，欲以权杖一统谈何容易，莫消说至柔若水变幻莫测的心理领域了。曹参"贤"就贤在了悟这一层，给予人民（农民）充分的自由，放任其无所拘束地发挥。然而没有无约束的自由，关键就在怎么约束，约束到什么程度。曹参采用的是"萧规"统摄下的放任。
　　老庄哲学可资镜鉴。
　　老、庄都强调超然于万物之外，《老子》"澹然独与神明居"，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均自《庄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庄并称，并在许多朝代都有发扬，得以儒道（后来释又加入进来）并举。如今很多人尚老、庄，也正是冲着这个超然物外的"化境"去的。
　　《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道兼于天"在本质及具体表述上都是极其一致的。
　　老、庄曾经分称，也是其不尽相同之处必然存在的明证。为表述方便，以下同异并论，均归属我对老、庄哲学一点鄙陋心得的分述中。
　　道法自然。老、庄站立的根本之一是"道"。《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阐发了何谓道：道即万物生成的总原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道的致取、道的悟得只可取法自然、不可"强为之"。
　　但道究竟不同于万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事物可名，曰有；道不可名状，只可谓无。然而道生天地万物，因此又可成为有。有无相生，对立转化，《老子》已经形成了素朴的辩证法思想。道之无大概指称其形体，道之有大概说其作用、性质吧。
　　德则为一物生成之原理。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管子》如是界说"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舍相当寄寓意，意思是德即寄寓天地万物之道。
　　《老子》认为事物变化存有通则——"常"。常有普遍永久的意思，言道，曰"常道"（"道可道，非常道"）、"常无"、"常有"，道"常有为而无不为"、"常自然"（德亦如斯）。而"知常曰明"。《老子》进一步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周）。王（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老子》注意到事物的对立转化，所谓"反""复"："反者道之动。""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否反映了他以无为干有为的抱负？
　　无为无不为。五色尚且令人目盲，五音尚且令人耳聋，何况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所以"至人"治理天下，解决之道在以无为致有为，以不治治之——无为反而无不为，不治反而无不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直指刻意作为因而导致"无所作为"。然而无为果然是无所作为吗？"……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实，《老子》推重与"言传身教"背道而驰——摒弃的是"传"、"教"、"事"、"为"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的目标就是功利性所在）指向，而绝非不传、不教、不事、不为——"无为"必然是"为"之一种，"无言"必然是一种"言"，只是大道不言、至者无为的言与为而已。
　　无为真正舍弃了目的性？非也，其目的就在不以目的为目的、不带功利心地实现"无为"。在这里，"无为"既是作为一种全景式的途径存在，也是作为结果悬挂着，只不过这结果是隐形的，不含期冀到达的功利愿望。
　　无欲言者，当如寡欲。《老子》希冀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因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也就是"知足之足常足矣"。
　　为淡欲求（"欲不欲"），《老子》希望民"学不学"，无知、无欲，"国之福"。
　　大者不改赤子之心。无为而有为的致得《老子》推重——"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治理天下，当"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除了推重婴儿，《老子》还举重"愚人"，所谓"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愚是"大智若愚"，《老子》："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我以为，婴儿言者，愚人言者，莫如"赤子"。与其寄希望于幼者、愚者，不如冀望于赤子之心的致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从当下意义讲，也是极有取法价值的。一个人的赤子之心永不褪色，即使老到将死，我相信其仍然不失为"至人"，不失为"大者"。
　　道兼于天。庄子"道"、"德"与《老子》一致，前述"道法自然"已经论及。
　　庄子在表述道即天地万物生成总原理时采取了更加形而下的表达方式，"下"、"愈下"、"愈甚"、"每下愈况"，更为形象地阐发了"道"理：道"无所不在"。
　　而且，道"自本自根"，无始无终，天地万物仰之赖之而得以生生不息。
　　道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这就使我联想到日常俗滥了却充满人生智慧的一句话："可会意，不可言传"。原来，而今、往昔，今人、古人，在旨趣、智慧、表达上是如此的相近，正所谓一脉相承、血肉联系。
　　"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无为为之之谓天。"这里的天与《老子》的自然是同指的，"道兼于天"与"道法自然"表述不同，殊途同归。
　　动、变在庄子哲学中也有极重要的份量，与《老子》相比，更加具有思辨性，而更加从容。《老子》那里，变还只重在正反之变（"反"、"复"），在庄子这里，"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齐万物，一死生。既然道兼于天，庄子进一步齐万物、一死生，真正把"自然"之义发挥到淋漓尽致。
　　庄子推崇"至德之世"，此世间，"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借《老子》口谓孔子"天地固有常"，须"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常"即"天"，与《老子》所谓自然一脉，即顺乎人、物之（天）性，而谓之"与天和"即"天乐"。"道法自然"、"道兼于天"在庄子得以更高意义的"名""实"相符罢！
　　所谓齐万物，乃以不齐齐之：只有注意到万物的千差万别并视乎自然从而不齐一苛求之，才算真正的"齐物"。放之试图"明是非"的"辩"者，所有"是非""果是也"？"果非也"？"恶能正之？"其实，"是不是，然不然"，圣人对待是非"休乎天钧"，听取自然而超是非——"是之谓两行"。
　　既然"道无终始"而"物有死生"，即无穷变数蕴涵物内，庄子方能妻死反鼓盆而歌，"哀乐不能入"。
　　"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这种小视困厄、荣辱、祸福、死生，超然物外的人生姿态，到今天仍然有着非比寻常的存在价值。
　　要之，《老子》追求经世之道，以无为达有为，有所待而求以治而治；《老子》心目中还是存有一个"治"的标靶的，所寄寓者在"圣人"怀不治之心而治而臻于治。
　　庄子超于人事之上，听之任之而自治；庄子心中根本就没有"治"与"不治"的欲求。就"合乎天道"一义，庄子似乎更得奥义。
　　心斋坐忘至于逍遥。一直思慕着庄子"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的达观境界，常常静夜默诵如下文字：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至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以及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　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不同的人读这样的文字有不同的心得。有人读出唯心主义，有人照此修习气功，有人发现养生功诀，不一而足。我以为有所会心，以为可以藉此得以修心养性，得以在纷繁芜杂的尘世间保存自己心灵的一方净土。且常自会心窃喜、常自暗暗得意。
　　得意之余，回首细想，原来，我与他人都还徘徊在真逍遥之外啊！——有所思虑，有所冀望，有所拘碍，有所倚待。
　　以此心斋、坐忘对举逍遥，均为"无所待"者，均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臻此境界者，是为"至人"，"恶乎待哉"？
　　我想，人们高标庄子的衷心当在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境界致取的热望。
　　——通过以上不厌其烦地对老庄哲学的解剖，不外企图释放农民文化的"天性"，不改赤子之心，与天地并生，与万物齐一。这种通透心态的获得，不独农民文化的发弘水到渠成，而且不为自为地合乎现代化进程，只不过，全球含义的现代性乃"有为"，不失为一种选择，农民文化现代化的"无为"也是一种选择，并以此独特性贡献于现代社会。
　　而这一贡献的得以实现无疑直接承继于前此揭示的无序、自组织的仿若璞玉的农民（中国人）及其浸淫和代表的农民文化这一开放体系自在无碍的生存状态及自学习、自组织能力。
　　"农民"表述的两类指涉
　　把包袱放到悬置起来直到幕落时分才倏地抖开，意在造成文化、心理、生理诸多意义上的陌生化和"惊吓"效果……
　　读者英明，当能发现"农民"表述的两类指涉：中国人以及农民阶层。前者乃实质上的，也是为本文所揭示的农民含义，因此直言农民再妥贴不过。后者为表象上的，具有此前提及的职业分划的意义，即生存现实，此一；另一层含义为本文意在曝光的蒙蔽的心理现实，简言之，可以前述"以……为农民"及"不以……为农民"的句式表达概约。
　　诸位应该已经洞见我的表意策略——
　　我实在冀图通过对农民阶层根性的剖析这座桥梁到达剖析国人根性的彼岸。然而我又不愿开宗明义，上来就抖包袱——如此，倒是纲举而目张，似乎明晰得很，读起来也不用费脑筋，然而却丧失了心理张力——而是把包袱放到悬置起来直到幕落时分才倏地抖开。意在造成文化、心理、生理诸多意义上的陌生化和"惊吓"效果，能否奏效，就看我与读者心理之间搭建的这座对话平台是否空设。农民阶层的表述之所以用农民代，用意即在于此。
　　农民、农民文化的界说
　　文化是对特定群体的概约，对于单个的个人来说，言及文化，只能说文化在这一个体之上的具体呈现，诸如"文化积淀"、"文化底蕴"。
　　行文至此，可以对"农民"作一基本界定了。所谓农民，即作用并受制于五千年农耕文明以及由此带来的朝气/腐气、本真/世故、美/丑、善/恶、是/非、优/劣所有二律悖反全称特质的个体及群体。在这一概定下，"三六九等"七十二行、自以为是农民、自以为不是农民者概莫能外。
　　"农民文化"也因此可以界说为：作用并受制于五千年农耕文明以及由此带来的朝气/腐气、本真/世故、美/丑、善/恶、是/非、优/劣所有二律悖反全称特质的群体历史的以及阶段性的活动本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直接及间接、当下及长远、显在及潜在的后果——包括创造以及继承、建设以及损毁、成果以及败果、经验以及教训、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的总和。
　　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农民"界定时"个体"一义在界定"农民文化"时消隐了：文化是对特定群体的概约，对于单个的个人来说，言及文化，只能说文化在这一个体之上的具体呈现，诸如"文化积淀"、"文化底蕴"。
　　真实花园的虚幻冒险：破题与研究视角检讨
　　无论我怎么宣称我的视角的不偏不倚，无论我怎么摆正我研究家的发明心态，我毕竟如所有中国人一样无法拔着头发离开自己的农民意识与农民身份，我其实还是怀着"爱与怕"的哲学……
　　"虚幻玫瑰上的真实之刺"何谓？"玫瑰"、"刺"言者，乃指称农民文化，不过前者侧重文化整体，后者特意指涉文化的阴暗面，所指即阴暗面、光鲜面兼具的文化；"刺"之真实自不待言，然则"玫瑰"如何"虚幻"了？其实不难理解：现实即存的文化境遇即是农民文化得不到真正的揭示更别提昌明，何日农民文化的真实境遇得以昌明而大行天下，何时这朵"玫瑰"就"真实"了，如此，我该歌咏的就是"真实玫瑰上的真实之刺"了。
　　最后不得不指出，这里侈谈的农民文化无论多么五色斑斓，终究不过是农民文化的知识分子建构（所谓积重难返，深所浸淫，我也难免拿自己当"知识分子"），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不过是真实花园的一次虚幻冒险，真实的农民文化层次繁复得多也跳脱鲜活得多。同样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视点聚焦于农民文化的现代性融入进程，而现代性本身正经受着来自后现代等的悬置和置疑。正如农民文化的得失取舍的多棱面多角度一样，社会的现代性本身就凝聚着利弊去留的二难选择：是否只有现代化的文化才是正宗才是唯一选择？我的农民文化－现代社会观照视角不过是取我国社会不发达的现代性这样一个既成现实，尽量真实平和地循着农民文化的脉络，照见其间折射的金色阳光，也不回避不被阳光朗照的一阵阵呛鼻的霉味。然而，无论我怎么宣称我的视角的不偏不倚，无论我怎么摆正我研究家的发明心态，我毕竟如所有中国人一样无法拔着头发离开自己的农民意识与农民身份，我其实还是怀着"爱与怕"的哲学：一方面极希望揭穿农民文化的本质，彻底袒陈见得阳光的见不得阳光的方方面面；一方面又极怕这种揭露戳穿自己农民本性脆弱的神经。这下倒好了，作了回现身说法：我们实实在在是农民。你，我，他，谁，都无法幸免。
　　然而，若果真能"幸免"于农民身份，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